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靠加征附加税，各种摊派，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明代中后期的“火耗”附征就是一例。

　　明代中期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不堪重负。

　　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除地方官吏贪得无厌，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夺外，还与清初官员实行低薪制度、允许地方官吏加征火耗补其不足有关。清初，一般知县年俸仅45两，远远不够养家糊口、聘用师爷、贿赂上司、迎来送往的开销，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火耗征收上打主意，火耗也就越征越多。州县官吏对多征的火耗也不也独吞，他们还要给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及其管家、门客送礼，而地方官员则要给中央衙门和大臣个人送礼。火耗的狂征，一方面腐蚀着整个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加重着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税收的增长。

　　滥征火耗，侵蚀税收，动摇国本，危害极大。康熙前期曾昭令禁止州县官吏私征火耗，但由于地方官员的反对和抵制，屡禁不止，朝廷也就默许了。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到山西巡视，山西巡抚诺敏上书雍正，呈该省征收火耗问题十分严重，民众怨声载道，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征收的火耗银钱部上缴到省里，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给各级官吏，以革除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贪污恶习。雍正详加斟酌后，命令诺敏在山西搞试点。第二年，山西布政使（相当于省长）高成龄上奏雍正，详言山西火耗征缴试点作法以及火耗归公之利，请求皇帝谕令各省将所得火耗银统计数目，先行奏明，使中央明了，年终再把发给各官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等数目具细上奏，杜绝官员窃占挪用、中饱私囊。雍正对高成龄的奏议十分重视，在广泛征求大臣们意见的基础上，雍正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时加派横征侵蚀国税不下几百万。原因是除正常熔炼亏空外，大多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忍，这种积弊应当清除。他采纳了高成龄的建策：“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于是果断决定：各省将所征火耗提解归公，另外发放养廉银作为官员的财政补贴。

　　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其要点有四：第一，公开声明“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之所以继续收取，是出于补助地方政府办公费用不足和发放官员养谦银的需要；第二，各省委托所属州县按照规定的火耗率组织征收，收取的火耗全额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以补助地方公务开支及发放养廉银，同时规定地方必须接受中央的检查和监督；第三，各省可根据情况灵活掌握火耗征收，但必须在中央规定比例内只能降低，不能提高，擅自提高者，严加惩处；第四，发放养廉银后，如地方官吏还私下加派，掠夺百姓，贪污受贿，应严历惩处。经过6年的努力，雍正在全国各省实行了火耗归公的改革，被称之为“万世不易之法”。

　　火耗归公制度的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财权，一向由地方支配的火耗收入转为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二是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火耗归公后，中央对各省征收火耗银由过去的暗收复为明收，并规定征收率，大大遏制了地方官吏滥征加派之风。同时，中央拨补地方行政开支不是，发放地方官吏养廉银两，促使地方官吏大大减少了腐败作为；三是减轻了百姓负担。火耗归公后，各省火耗率一般固定在10%-15%左右，百姓负担大减；四是大幅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仅仅十几年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万两。

　　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及其补助地方行政开支，发放养廉银等一系列制度，其作法具体、效果明显，对于我们当前的税费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