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企业的层面还是从国家的层面，对《企业所得税法》意义的讨论都显然不够。
    对内外资企业来讲，最重要的也许不是《企业所得税法》税负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格局的异动，而是税负背后内外资企业整体质量的提高。
    一份2005年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引进的5000多亿海外直接投资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不到40%， 60%以上的其他外资规模既小且技术含量又低。
    由于税收优惠对进入中国的外资统一适用，外资流向始终集中在第二产业。而急需发展的第一产业，尤其是收益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始终难以吸收足够的外资。我国经济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发展，这种不符合我国产业发展定位的外资当然严重干扰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企业所得税法》也许会改变这一局面。外资企业可以继续享有和从前相差无几的低税率待遇，但是前提是必须选择在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等产业领域投资发展。
    外资企业在中国生存的门槛得到抬高，加之以中国市场产生的巨大凝聚效应，将淘汰掉那些竞争力差、市场替代性强的外资企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资企业的压力大大减小。恰恰相反，以后不仅在国际市场而且在国内市场和内资企业过招的都是商场中的佼佼者，内资企业会面临更严酷的挑战。而且，随着税率的降低，内资企业沉积的问题或许会进一步凸显。此前有些企业尤其是国企尚可以拿税收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作为自己市场表现差强人意的借口，如今显然只能从管理效率上寻求解决之道。如果要生存，内资企业就不得不苦练"内功".如果一切如愿，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批中国的优秀企业。
    当然，《企业所得税法》更重要的意义还是来自于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方略的影响。
    与大量低质外资相关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大量热钱涌入导致流动性资金过剩。据统计，2005年以后外贸依存度一直在80%以上，而与之相比，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一般都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外贸依存度过高已经成为最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经济安全话题。而另外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最近的经济宏观调控动作表明，如何消化数目惊人的流动性资金是目前中央财经部门非常头疼的问题之一。《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的新态度虽然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外贸依存度过高以及流动性资金过剩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想来必会有所改善。
    《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还有利于经济主管部门更清醒、更真切地认识到内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布与对比以及分别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多于内资企业的差异税率，使得"假外资"猖獗一时。所谓"假外资"，即内资企业借道开曼、毛里求斯等避税岛注册壳公司，然后以外资名义，运用收购手段使资金回流。由于此时资金身份已由内资变为外资，所以便可享受优惠政策。一则研究指出，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账面统计数字中有1/3左右实际上是这种回流的"假外资".统一税率当可把这些"假外资"打回原型，使其不再分散精力在逃避税的投机取巧方面，而致力于企业的发展上。
    《企业所得税法》还有可能对政府改变已有的"政策输血"——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有所启示和推动。在很多地方的发展中，低税率在招商引资中是和土地有同样分量的优惠政策。在国家的土地监管收紧、优惠税率取消之后，地方政府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从这一点来看，作出中国即将告别"政策输血"的经济发展模式似乎并不为过。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开始迎来一个强调竞争的市场经济，因为无差别地、平等地对待所有市场经济主体，正是市场经济的要义所在。